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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你碰巧经过市中心血站，碰巧你也留心了，会看到一位老妇人，坐在路边一张躺椅上抽烟。她面前铺开一张很大的塑料布，参差摆满旧书。她看着别处，心不在蔫。
我路过那里，碰巧留心了，就看见了她。我停下来，冒着迟到的风险。我对那些纸媒怀有特殊感情，就像一位嗜酒者对烈酒的敏感，一个瘾君子对白粉的敏感，一条产卵的鱼洄游时对河道的敏感。
老妇人抬眼看着我，站了起来。我看不出她脸上表情有什么变化，她颧骨高耸满是皱纹的脸仿佛失去了传递笑容的功能。是的，那些品相很差的图书究竟能带给她多大收益，必得令她对我笑脸相迎！她以一口接一口不间断的抽烟表明了她的善意。
我为那些书有幸没有进入废品站和化浆池，而是出现在市场上感到惊喜。如果它们被送进废品站和化浆池，我不会表示惊诧。它们太老了。几乎所有的书都卷着角，封面破旧，书脊裂损，像流浪者一样蓬头垢面。
我站在老妇人对面，快速浏览她的商品。这姿势表明我不想在此多耗时间。我不认为其中会有我需要得东西。显而易见，那些书已经活够了年头，超过了各自的生命大限，尽管有些书一经诞生便进入永恒的青春期，再也不会衰老和死亡。
但是我错了，我看到了毛姆的《刀锋》。它躺在那里，一点也不起眼。这本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印行于1982年3月的书，定价只有1.30元，眼下不过是半斤鲜桃的价钱。
至少是在十年前，我有了作者的《月亮和六便士》以及《人性的枷锁》，我渴望有他的《刀锋》。经过漫长等待，始终未能如愿，而现在，时间之舟通过老妇人之手，把它送到了我面前。
它散发着难闻的气味。我拈起它，好让那味道离我远点。经过二十多年的辗转流传，能够存世已属万幸，我还苟求什么呢！我把它轻卷起来握在手中，像那个刚在肉摊上买到一刀后座的年轻女人，满心欢喜的往单位走，当我为之包上书皮时，它至少在外观上可以跟一本新书相媲美了。
我把它竖起晾在办公桌上。整个上午，屋里充斥着浓烈的霉味儿。我洗了几遍手，直到傍晚下班仍然无法彻底消除残留的刺鼻气味。
傍晚时分，我徒步回家。在那根电线杆下面，又看到了卖书的老妇人。她依然坐在躺椅里，手中捏着刚刚点燃的香烟。路灯照着她，她穿着早上那身衣服。一件碎花上衣，一条咖啡色裤子，一双黑色提蓝布鞋，整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装束。在路灯下，身影那样单薄。她说，买一本书吧。她这么快就忘记了我。我问她怎样拥有了这么多图书。她说以前开了家借阅站，房子拆掉了，没有找到新地方，只得忍痛把她们处理掉。
她不是读书人，我从她的谈吐，对书籍的爱惜程度上得出这个结论。她只是一个菜贩子一样的零售者。她不懂价值规律，只是以新旧和厚薄程度向读者开价。它们都很便宜，两三元不等，在她眼里，与菜市场上的蔬菜没有区别，她需要它们带来收益。这构成了她的生活。
我依然感激她，因为她曾有意无意的摩挲摆弄过那些书籍。没有那双老手的呵护，说不定它们早去了不该去的地方。此刻，菜市场迎来了黄昏的热闹，采购者在夜市上聚散，老妇人这里如白昼一样冷清。
事实就是这样，一本书或许可以让人消受一辈子，但没有它也不会让人饿死。生活必然的要靠菜市场维系，这是铁律。老妇人在卖了她的书后定然要去买菜，谁又会在卖完菜后走向她的书摊呢？
她和她的书一心一意等在黄昏里，像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，在她老眼昏花的看护下，期待被人领养的好结局。
《刀锋》扉页上的那句话是这样的：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，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。这是先知说的，无奈而让人玩味的一句话。不管我多么不情愿，还得承认，把它移作眼前这一场景的注脚，再合适不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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